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刘雨微

　　近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科学家团队首次利用同位素数据探索非洲人如何在过去1万年中适应气候变化的过程，发现非洲社会并非沿单线进化，而是形成以放牧、农耕、渔猎、采集交织的适应性策略组合来帮助人们生存，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发展。这一发现为当前全球气候危机下的多元韧性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同时，提醒人们重新看待和评估非洲的知识传承与生产。

　　从吉萨金字塔群到德富法神庙，从伊费古城到通布图古城，再到大津巴布韦的巨石围城，这些跨越千年、星罗棋布的古代文明遗址，共同印证了非洲人在知识传承与技术创新上的深厚沉淀。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对非洲知识和历史视而不见，导致非洲在全球知识版图中被严重低估。这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近日采访了美籍肯尼亚考古学家、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文化与环境高等研究院人类学教授查普鲁卡·库辛巴（Chapurukha M. Kusimba）。

　　非洲大陆的知识生产始于万年前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前殖民时期的非洲社会，知识的生成、传递与保存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库辛巴：非洲是现代人类谱系的发源地，也是距今30万—20万年前智人唯一的家园。当远古非洲人迁徙到其他大陆时，他们也带去了丰厚的文化与知识。先进的石器技术是非洲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作出的卓越贡献之一：绝大多数石刀、石矛的制造工艺创新，最早均出现于非洲大陆。

　　公元前1万年以后，人类进入动植物驯化与定居村落阶段，非洲与欧亚大陆的技术互动依旧紧密，农业领域最为显著。埃及和北非群体在驯化家畜的同时，自西亚引入麦类作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独立种植高粱、若干豆类、薯蓣、咖啡、油棕等物种。其中高粱与两种粟（子和珍珠粟）被带往欧亚地区，换回已驯化的牲畜、小麦、大麦、香蕉及其他薯蓣品种。在城市与冶金技术尚未兴起时，这些动植物的双向流动已充分证明非洲与外部世界存在深层次的交往。

　　古埃及是古代众多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出现了文字、大型建筑、君主集权、成文法以及官僚制度等。然而，与古代多数社会类似，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知识及其传播由精英阶层掌控。祭司、女祭司、工艺大师等依附于君主、神庙或宗教组织，以知识为特权，谨慎筛选信息流通路径。与此同时，大量知识仍在家庭内部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学习并传承下来：贤者、格里奥（史诗歌手）、诗人等以歌谣、民间叙事、舞蹈等多元形式维系并再生产本土认知，至今仍是非洲社会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

　　学术殖民破坏了非洲知识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非洲与西方世界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存在哪些差异？西方学术界如何定位非洲知识体系？

　　库辛巴：西方学术界长期将“现代性”与“传统性”人为对立，把非西方经验，包括非洲经验，一概归入“传统”一端。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传统性—现代性”范式、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理想类型分析与比较文化研究，均在无形中塑造了全球学术话语，并渗透至底层认识论。底层认识论指的是边缘群体自行生产并认证知识的方式，其目的在于对抗主流知识体系的支配。

　　若以西方现代性的递进尺度衡量人类演进，便预设了单一的进化路径。美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1953年出版的《初民世界及其转化》以及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桑切斯的孩子们》，皆将“传统/原始社会”等同于“低文化”“小传统”，而把现代工业社会视为“高文化”“大传统”。

　　美国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乔治·M. 福斯特（George M. Foster Jr.）、罗伯特·A.曼纳斯（Robert A. Manners）、艾尔曼·罗杰斯·塞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以及教育家、心理学家科比·K. K. 坎邦（Kobi K. K. Kambon）等人进一步将社会价值划分为“礼仪性”与“工具性”两大类：传统社会以前者占主导，抑制实验精神；现代社会以后者为重，鼓励实验并奖励技术创新。技术进化论者将技术视为首要动力，视其为摆脱落后“礼仪性”价值的解放力量。在此框架下，非洲被贴上“无历史、缺创新、远离现代性”的标签。

　　非洲人应该如何回应这种知识霸权和偏见？非洲的学术传统，无论史学、哲学、文学还是人类学，始终聚焦于人类存在的本质，深入探讨文化、伦理以及人际交往的特质。这些关于人的基本命题，正是一个民族在世界中界定自身身份的核心要素。

　　理解非洲的一大障碍在于，难以跳脱“外国—非洲既往互动”这一单一、固化的历史视角。每一位学者的立场由其国籍、教育背景等整体经验塑造。早在西方知识体系输入之前，非洲已形成自成一体的世界观；这些观念深植于文化结构，以歌谣、故事、谚语、格言等口传形式世代流传。重新审视这些非正式的口述历史，可以为我们揭示非洲人如何理解自身及世界提供弥足珍贵的洞见。

　　给予非洲学术应有的认可和评价 

　　《中国社会科学报》：围绕非洲知识的“外源性”与“内源性”问题，目前学术界有哪些主要论点？

　　库辛巴：首先，我们要承认，非洲学术在全球知识版图中的位置仍不平等。由于“传统性—现代性”认识论鸿沟，非洲对文明发展的原创性贡献迟迟未能被系统纳入全球知识库或数据库。于是，非洲被预设为“被动接受者”——只能吸纳外来发明与创新，而这些发明与创新通常被归于欧洲或亚洲。其次，传统非洲文化被贴上“过时”“原始”的标签，现代非洲身份的塑造便只能依赖外部力量，从而将非洲的未来依附在外来认识论与政治指导之上，剥夺了非洲人的主体性。

　　以我在东非的田野调查为例，斯瓦希里长期被描述为“亚洲帝国主义在非洲的延伸”。这一政治化的叙事不仅误导了对沿岸关键群体的认知，还使斯瓦希里文化整体被贴上“非真正非洲”的标签。事实上，斯瓦希里海岸与大津巴布韦、马里桑海帝国、廷巴克图以及西非约鲁巴诸邦一样，皆为非洲本土发展的典型。当前，历史语言学、考古学与遗传学的系列证据已确认非洲曾孕育过重大创新。公开坚持极具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文化扩散理论”，否认非洲具备知识生产的内生动力的学者已为数寥寥。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际学术界是否给予非洲知识和非洲学术应有的位置和认可？

　　库辛巴：当下，非洲知识体系所处的位置岌岌可危。正如非洲俗语所说：“无法自食其力者，难以赢得尊重。”先是被奴役，继而被殖民，非洲思想500年来在全球舞台上始终被置于低位。如今，非洲在全球语境中大致被刻画为三种形象：其一，原料供应地——一片遍布矿山、可伐森林与可垦平原的大陆，全球多数黄金、铂、钻石、铬、锰、铝土、铀皆产出于此，却以原始形态出口，制造利润与声望尽归他国；其二，“无法以自有资源制造任何产品”的标签；其三，殖民与后殖民体制均未帮助非洲人建立起把原料转化为消费品的工厂。这种根深蒂固的负面认知已造成严重后果，并仍将持续阻碍非洲思想在文学与和平建设之外的领域获得全球认可。

　　我认为，持续而坚定地投资非洲的技术与高等教育，并与亚洲及“全球南方”国家建立深度合作，是非洲走向独立与繁荣的关键。非洲人民已经多次证明：只要规则公平、资源分配公正，他们就能够崛起，甚至取得卓越成就。看看非洲侨民在音乐、体育、科学、医学和建筑等领域所创造的广泛的文化影响力便可明白。

　　本土知识点亮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社会科学报》：非洲认识论的复兴将如何拓宽全球学术视野？又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应对人类共同挑战提供新的解决路径？

　　库辛巴：非洲认识论既能拓宽全球学术视野，又能为非洲复兴注入动能，为其在全球文明互鉴中的深度参与开辟新路。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全球学术界率先抛弃对非洲传统知识的漠视，将其系统地纳入世界史教学之中。无论是理工学科还是人文学科，都应正视非洲的贡献。以农业为例，尼罗河流域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先民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已出现早期农耕，并在7000年前开始饲养家畜；萨赫勒地带、西非及东非林区亦于距今四五千年间逐步发展出成熟的作物栽培与畜牧。

　　然而，近百年间，西方农业专家力推欧美牛种，而这些品种在非洲环境中表现欠佳。非洲本地牛种历经数百代选育，如津巴布韦的图利牛，肉质不逊安格斯牛，且耐热耐旱，极可能在未来气候变暖背景下成为全球稀缺动物。

　　数千年来，许多非洲社区发展出成熟的陶土与冶铁业，器物既实用又富有象征意义，至今与当代需求相契合。如今，非洲国家本土产业凋敝不堪。

　　那些就地取材、因应生态与气候而建的优美传统民居，如今正在被使用进口材料的现代建筑取代。当代非洲城市常被贴上“现代化”标签，却充斥着污迹斑斑的墙面、拙劣的设计、糟糕的排污系统、杂草丛生的空地、渗漏的屋顶以及各种并不“现代化”的设施。非洲建筑师被迫接受与本地基础设施格格不入的外来建筑风格。

　　因此，将非洲深厚历史与贡献纳入全球知识体系，是全球学术界的共同责任，不应是非洲学者的独角戏。非洲保存了人类600万年来连续演化与技术累积的完整记录，其中蕴含的多样生态智慧与本土知识，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启示。